皇马这种法西斯俱乐部一贯是种族歧视的重灾区。2024年欧冠决赛赛后，中国体育博主在英国伦敦温布利球场外采访夺冠球迷时，一名年轻男子得知采访者是中国人后，两次对着镜头高唱含有侮辱中国女性、种族歧视内容的西班牙语歌曲；因博主听不懂西语，该男子还谎称这是“皇马夺冠庆祝歌”，故意诱导传播。

后续经网友与西媒比对确认，涉事男子是罗德里戈・桑斯——皇马前主席洛伦索・桑斯的孙子、时任皇马官方解说员洛伦索・桑斯・杜兰之子，并非普通散客球迷，和俱乐部高层有直接亲属关联。

在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就此提出严正交涉后，皇马仅通过中文社交渠道发布了一段泛泛的声明，将事件定性为“个别球迷的孤立行为”，全程没有面向全球公众的正式道歉或对涉事人（俱乐部会员、高层家属）的任何内部处罚。事件热度消退后便不了了之。

今年2月，皇马一线队年轻中后卫迪恩・赫伊森在海外个人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一条包含典型亚裔种族歧视梗的内容——文案用“用牙线就能挡住眼睛”嘲讽中国人外貌特征，属于西方流传已久的经典辱华段子。舆论发酵后赫伊森迅速删除了动态，但截图已全网扩散。

然而皇马继续冷处理：压力之下，俱乐部仅通过皇马中文官方微博代发了一句简短道歉，将行为定性为“无心之失”，而赫伊森本人的海外社交账号始终沉默，未发表任何道歉；皇马官网、全球官方社媒全程未提及此事，未发布任何英文 / 西语官方声明；俱乐部未公布任何队内处罚措施（罚款、禁赛、批评教育等）。

该操作也被球迷批评为 “中文特供道歉”，本质是只想平息中国市场舆论，并进一步对自己愚蠢的粉丝进行提纯。

这次姆巴佩事件也是，西甲主席都亲自道歉了，而皇马第一反应是切割责任，坚称这是“球员个人表达”，试图把自身撇得一干二净，甚至照常发布姆巴佩进球集锦的宣传内容，毫无认错的意愿。

直到赛事转播叫停、官方严正交涉、在华商业利益面临实质损失，俱乐部才仓促发布声明。所以说它不是知道自己错了，而是知道自己死了。

然而，所谓的“道歉”依然是一则不痛不痒的声明。声明把姆巴佩的个人道歉推到台前，俱乐部只是顺便加入“咸与维新”，完全回避了自身作为雇主，在球员价值观引导、日常管理上的失职。

更何况，和此前赫伊森转发辱华内容、前主席家属当众演唱辱华歌曲的处理逻辑如出一辙：永远没有任何公开的队内处罚，永远没有任何反歧视的长效整改措施。甚至前两次连这种假惺惺的道歉都没有。

如果再算上官方账号主权表述错误——把西藏和尼泊尔相其并论，而拒绝提及中国——2024年至今皇马至少出现4起涉华争议。短短两年时间，数起涉华争议，皇马次次冷处理、回回和稀泥，从来没有在俱乐部管理层面真正正视过种族歧视与尊重问题。充满了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傲慢与偏见。

这只能理解为皇马管理层的“气质”“风格”就是这样的，这与皇马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精英至上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皇家马德里为什么有着浓烈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底色？1920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亲手将“REAL”这一前缀授予俱乐部，使其从诞生之初就成为王权力量向市民社会渗透的文化肉便器。“皇家”马德里，其合法性叙事从一开始就嵌套在西班牙封建等级秩序之中，而是贵族政治在市民娱乐领域的延伸。

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君主制符号被取消，俱乐部改称 Madrid FC。此后，皇家称号在弗朗哥统治时期得到恢复。换句话说，皇马的王室身份早于弗朗哥政权，却又在独裁统治时期重新进入它的正式身份。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的登场，不过是接续了这条封建王权——法西斯极右翼谱系。

不过，皇马的早期社会构成也值得注意：俱乐部创立时期的主要社会基础更接近城市中间阶层，包括商人、小工业经营者。毕竟足球运动的诞生，就是来自于英国工人社区的放松娱乐活动，是标准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把皇马的全部历史描述成贵族阶层的私人娱乐，容易忽视它早期更为广泛的城市社会基础。

因此，皇马后来形成的贵族感，不能简单归结为出身。它来自王室授权、首都地位、长期胜利和不断积累的财富交织而成的社会形象。一个俱乐部在制度上未必由贵族掌握，却完全可能逐渐形成一种贵族式的自我想象：我们属于最高等级，我们理应争夺最好的球员、最大的荣誉和最显赫的位置。

这种“贵族自我想象”，才是理解皇马后来气质的关键之一。甚至在很多中国皇马球迷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贵族自我想象”的鲜明特征。

虽然在内战开始之前，皇家马德里是共和派的支持者，但是随着弗朗哥的崛起，皇马上下光速滑跪。尤其皇马最著名的主席伯纳乌本人（也是伯纳乌球场的命名人），就是一个标准的的极右翼分子，战时他在长枪党（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党）的150师服役，亲自参与了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侵略以及对共和派的屠杀。

伯纳乌的忠诚换来了弗朗哥的青睐，倾力支持他掌管皇马俱乐部，从此俱乐部高层大量吸纳长枪党、军方背景人员。伯纳乌更配合弗朗哥对皇马球队内部共和派球员进行大量清算，曾经的队长佩德罗·帕特里西奥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其余共和派球员要么流亡海外，要么被囚禁在监狱之中，甚至有人被非法处决。

弗朗哥政权在内战后被国际孤立，需要一个首都符号型体育IP，用竞技胜利洗白独裁、输出西班牙的国家形象；皇马成为这套“足球宣传工程”的载体，获得制度红利，代价是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文化门面。

西班牙历史学者爱德华多·冈萨雷斯·卡列哈是研究足球运动与弗朗哥主义的专家，他指出皇马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成为西班牙所谓“经济奇迹”的体育代言者，其国际声望被政权加以利用，也成为独裁政府向海外传播国家形象的有效媒介。

弗朗哥政权需要国际成功来证明西班牙的国家能力。足球提供了一种特别有利的宣传形式：它能够让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掌声，却无须向观众解释本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外国球迷为皇马的胜利欢呼，西班牙人也可以因为皇马的欧洲冠军身份而获得民族自豪感，独裁政府则能将这种自豪感转化为国家形象。

正因为此，皇马的恶臭封建主义+极右翼气质一以贯之：皇马主动塑造一种 “帝国式豪门叙事”：银河舰队、二十世纪最佳俱乐部、欧冠之王这套话语，带有很强的等级、精英主义、胜者至上气质。

当然，话虽如此，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我们批判皇马或伯纳乌的，是他们的立场，而不是能力——极右翼也有能力出众的人才。抛开政治立场不谈，伯纳乌也是一代人杰，他建造的球场规模宏大，投资眼光超前，俱乐部也越来越像一个依靠资本、专业管理和国际市场运行的大型组织。伯纳乌时代的皇马体现了一种非常鲜明的组织观念：俱乐部需要集中资源、拥有最好的球员、建立最强大的设施，并以最高荣誉证明自己的地位。

皇马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主席弗洛伦蒂诺也是如此。弗洛伦蒂诺的发家也跟当年西班牙法西斯政府大力扶持有关系，他一毕业就加入了右翼政党民主中心联盟，然后在军政府的超低价土地转让、超低息贷款扶持下大肆收购市场其他民营企业，一度成为欧洲第一大地产商人。然后再通过政商旋转门，在自己公司中为军政府官员家属提供薪资优越的岗位，就是标准的白手套，西班牙成功版许家印。

弗洛伦蒂诺时期的精英主义已经具有鲜明的全球资本主义特征：市场规模越大，越容易吸引顶级人才；顶级人才越集中，越容易取得荣誉并吸引全球关注；荣誉和关注又带来更多商业收入，使俱乐部能够进一步扩大优势。

2021年，弗洛伦蒂诺推动欧洲超级联赛计划，就是观察这种思维的一个重要窗口。计划由欧洲顶级俱乐部秘密协商推出，旨在建立由豪门主导的新赛事，宣布后很快遭到球迷、媒体和政界的强烈反对，最终在短时间内陷入危机。从阶级关系来看，弗洛伦蒂诺的价值观就是：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俱乐部，认为自己理应在足球体系中拥有特殊地位，并希望将已有的商业优势转化为更稳定的制度性优势。

弗洛伦蒂诺的思路与伯纳乌时代存在某种组织文化上的连续性，两者都重视最高水平的资源、设施与人才，也都把皇马的国际地位视为必须维护的重要资产。但两人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差异巨大。弗朗哥时代的皇马与国家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当代皇马则在全球资本市场、媒体产业和国际体育治理的环境中运作。但其背后的右翼精英主义的气质是一以贯之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皇马至今仍属于会员制体育组织，会员通过相应程序选举主席和董事会。它并非一家由某个私人股东直接拥有全部股权的普通足球公司。俱乐部自己的治理文件也明确记载了会员在组织管理和选举中的权利。

然而，拥有投票权与能够真正参与权力竞争，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通过这个细节我们可以一窥西方民主政治的本质。

根据路透社2026年关于皇马主席选举的报道，成为候选人的资格，需要连续成为会员至少20年，并提供相当于俱乐部年度预算15%的个人财产担保。以当时约12亿欧元以上的预算规模计算，担保金额达到约1.87亿欧元。而恰恰因为这个天价担保额，弗洛伦蒂诺在此前连续五次主席选举中没有遇到竞争对手。

这一制度安排具有非常明显的资本主义、精英主义特征。普通会员可以投票，却很难满足极高的任职年限和财产门槛；真正拥有挑战主席所需资源的人，天然集中在一个相当有限的群体之中。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皇马会员的投票权毫无意义，只能说意义不大。但它能够说明，会员制所保留的俱乐部集体所有权，与现实政治竞争中的资源不平等，可以同时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皇马所体现的精英主义已经超越了足球场上的强队文化。它还涉及谁能参与俱乐部的重大决策，谁能影响其商业方向，以及谁有资格代表这个庞大组织发言。

弗洛伦蒂诺的权力因而值得从制度层面考察。对他的评价也不必依赖私人动机的猜测：任期内的权力集中、主席候选人的高额财产门槛，以及欧洲超级联赛计划，都提供了可以直接讨论的材料。

从这一逻辑，我们不难判断出皇马一系列涉华言论的处理政策：从前主席之孙唱辱华歌曲，到赫伊森转发歧视内容，再到如今的姆巴佩事件，皇马的应对永远是同一套模——只在中文平台发布不痛不痒的声明，海外账号全程装死，既不处罚当事人，也不做任何长效整改，等舆论热度消退就彻底翻篇。

从价值观上，这是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精英主义的延续，从经营策略上，皇马则认为中国市场只需要“表面安抚”的低成本公关，不值得付出“处罚巨星、损害商业价值”的高成本。

从阶级史观的角度，值得追问的是：当体育成就与经济资源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胜利会不会反过来成为维护既有优势的理由？当少数豪门拥有决定赛事商业规则的巨大能力，足球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开放竞争的精神？当会员制组织的最高权力受到巨额财产门槛限制，集体所有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真正广泛的参与？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并不仅仅局限于足球领域。